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牵动全国人民，虽不能握手拥抱给予彼此力量，亿万人民的心却在此刻紧紧相连。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每个人都在尽己所能贡献自己的力量，williamhill英国威廉希尔学者们也在积极行动，为战胜“疫情”，筑牢经济基础，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深入探讨疫情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和对策。
williamhill英国威廉希尔
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教授
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它就是不断地在克服各种灾难、应对各种不确定风险事件中曲折前行的，人类通过对一次又一次灾难事件的反思，积累经验，汲取教训，避免错误，这也是人类社会不断前行的重要秘籍。
此次疫情过后我们应当有的反思：第一，对“传染病”风险的特性和危害必须要有足够的认识；第二，传染病传染病而风险更应注重前置防范；第三，警惕已经显现的基层治理能力鸿沟与区域断层；第四，新媒体时代下社会公众的媒介素养亟待提高，作为每一位生活在新媒体时代的信息接收者来说，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信息做出独立的思考判断，是应当具备的基本素养。
灾难过后的反思是重要的，但如果反思的“思维”和“视角”不对，由此所得出的经验教训也将大相径庭，对未来经济社会的继续前行也将产生“南辕北辙”的后果，应谨防疫情可能引发的“扭曲思维”。比如，不能因“举国体制”的优势而改变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其次，不能因“国有制”的优势而阻碍民营经济的发展，影响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程；再次，“问责机制”应以促进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标准。长期以来中国行政体制多采用的以结果为导向的问责机制，容易造成“层层加码”，“宁左勿右”，成为诱发基层政府“一刀切”式管理的直接原因；最后，“紧急防控”不可违背公民社会的法制化要求。即便在“紧急防控”期间，也要注意依法依规施政，防止出现极端防治行为所造成的对公民权利的践踏，杜绝执行时的“层层加码”和“矫枉过正”。
大自然的春天已经来临，相信人们心中的那个春天不久也会如约而至。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必然是伴随人类社会前行的“主基调”。但如果我们有确定性的风险管理意识，确定性的风险防范措施，确定性的现代化治理体系、确定性的优秀治理能力、确定性的高水平国民素质，那么，当不可避免的风险事件发生以后，我们一定能借助确定性的“举国体制”的优势，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由此大大降低风险，特别是这种传染性病毒对人类生命健康的巨大威胁，对经济生活的巨大冲击、对国际社会关系的巨大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随着每日新增确诊病例的持续减少，多数省份已经开始了逐步复工复产。基于目前疫情控制及返工复产的数据对比，建议按照城市疫情程度、行业分类和企业开工需求，划分复工复产分类指导方案，分步骤、分阶段、按计划进行复工复产。
通过对比全国各省现有确诊人数和返工率数据，发现部分疫情较轻的省份，返工率却较低；返工率较高的大部分属于疫情控制在较低范围内且对复工复产较为迫切的省份。外来流动人口集中的省份，返工率一般要低些，这些地区有可能会面临较为严重的劳动力不足的难题。基于目前疫情控制及返工复产的数据对比，建议按照城市疫情程度、行业分类和企业开工需求，划分复工复产分类指导方案，分步骤、分阶段、按计划，有序进行复工复产。
与此同时，我国应充分发挥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资源优势，通过视频会议、网上洽谈、在线签约等方式，支持境内制造业企业与境外自由贸易区、经贸合作区、产业集聚区加强供应、用工等跨区域对接，用好用足东道国关税减免、投资促进等优惠政策，缓解疫情期间企业用工、配套困难，并加强与境外中资企业商（协）会等中介组织合作，积极开展委托招商、以商招商，组织灵活多样的生产合作活动，可以将部分产能转移境外；其次，指导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开展海外仓储信息服务，辅助境内企业利用海外仓合理扩大库存，支持跨境电商与市场采购贸易融合发展，探索复工复产阶段的交易新渠道；第三，积极与相邻国家沟通协调，尽快解除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贸易封闭，激励出口企业生产；第四，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与5G技术，建立与完善全球产业链应急机制，加大对全球化产业链协调运行监测、风险提示、应对指导和服务保障，创制严格周密的链条式管理体系，及时诊断并协调原料、资金、用工不足及物流、零部件供应等问题，保障产业链畅通。
williamhill英国威廉希尔
经济史学系副教授
在各级政府连续出台补贴扶持政策的背景下，企业复工和经营的情况仍然不够乐观，这反映出经济领域还存在更深层次的问题。个人认为，当下需要优先考虑农业和金融业的现实困难。前者事关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后者是助力经济恢复的关键抓手。
在大农业的范畴中，养殖业和种植业所受影响相当严重。从供给角度看，去年非洲猪瘟的影响尚未消退，叠加此次疫情之后，部分地区的养殖业遭受毁灭性打击已是不争的事实。眼下更为急迫的是，粮食播种春耕在即，如果春耕无法保障，粮食安全、农民收入、社会稳定都会因此受到冲击，优先保护农业的必要性不言而喻。从需求角度看，与农业关联密切的餐饮业受疫情影响较大，减少了部分需求，但百姓的购买力仍然旺盛。疫情所导致的供需脱节矛盾比较突出。
古语云“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疫情下经济之“痛”，症结在于“不通”。农业目前的窘迫局面，一部分原因是受到交通运输业“不通”的影响，还有很重要的原因来自于银行信贷业资金的“不通”。金融业的“不通”不仅影响农业，也直接影响来自于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的中小企业。中央要求“金融对疫情防控的支持”压力，主要落到了商业银行身上。站在银行的角度，即便要响应上级号召，灵活还款的安排，也面临诸多现实挑战，都是他们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经济有活力的关键在于各种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由市场配置资源。疫情之下的经济危局源自“毛细血管”的堵塞，当两大基本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都不能流动起来，经济状况不可能好转。同时也要清醒地意识到，金融是附着于实体经济的，实体经济不振，单纯依靠金融输血，短期或许可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疏通血管并不难，只要解除劳动力和资本流动的约束就可以。然而任何决策都需要考虑现实的约束条件，当下最考验决策者智慧的地方在于，如何在激发经济活力的同时不触发疫情的二次扩散，毕竟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只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困难就一定能够被克服。
williamhill英国威廉希尔
财政学系副教授
本次疫情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受到极大的影响和伤害，地方政府运营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和棘手，存量债务项目受到冲击的同时，增量债务项目蕴含更大的财政风险。
面对此次危机，中央强调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在央行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的同时，财政部门收支手段并举，推出了减税减费、财政贴息、财政补助等措施，支持疫情防控，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限额的政策处理及其后地方财政经济发展情况，本人认为有两个问题需要重点关注：
一是要保证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项目的质量。通过债券的“早发行、早使用”，地方政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财政支出压力，但在短期内让地方政府迅速新建一批风险可控、具备一定收益、符合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能够充分有效拉动投资的高质量项目具有较高的挑战性，匆忙立项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建议对于地方项目的财政承受能力评估不能放松，重点做好项目的前期准备和评估，保证高质量项目的上马开工。可以提升效率的部分应该放在后面审批程序的加速上。
二是在疫情冲击下要持续地方债务风险的管控。由于地方政府风险累积不断加大，大部分地方政府在2020年还本付息压力山大，疫情的冲击将“雪上加霜”。正是看到了这种局面，此次中央政府提高对地方政府债务支持力度并提前下达发行的目的，有一项就是充实地方还债能力。但我们认为增加债务是短期调控，在长期应该有更长效的机制。防范政府债务风险的总基调不会因为疫情过后需要刺激经济而改变，单纯依靠扩大财政支出规模的积极财政政策和过度依赖债务都是不可持续的。
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爆发，使得我国大部分企业陷入“休克”状态。近日来，虽然全国各地已经有序复工复产，但全国产能与同期相比下降显著。目前我国处于全球价值“双环流”体系的枢纽位置，新冠疫情对我国产能恢复的影响极有可能会进一步导致全球价值链生产受阻：一方面，由于“中国制造”的短暂休克，“上环流”发达国家的高端中间品可能会出现非常态的过剩现象；另一方面，我国产能不足将直接影响我国的出口能力，这会进一步导致对我国产品依赖程度高的“下环流”国家的生产停滞。
在这样的全球化生产背景下，我们应谨防这种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连锁反应放大疫情的负面影响。虽然我国已经初步推动全球价值链形成了“双环流”生产模式，但同时也受到了来自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威胁。如果我国制造业不能快速复工复产，不管是“上环流”的发达国家，还是“下环流”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可能重新寻找贸易伙伴。虽然这种情形很难出现，但不得不说这对“中国制造”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威胁。因此，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看，我国企业尽快复工复产已然迫在眉睫。从近期态势来看，劳动密集型企业复产复工形势不容乐观，特别是大量的中小企业，仍然存在复工难的困境。在政策支持方面，建议政府实施差别化补救措施。一方面，对因复工难而面临裁员甚至破产风险的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实施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等见效快的直接性扶持手段；另一方面，对抗风险能力强的大中型企业或资本密集型企业可以适当给予信贷支持，以确保企业资金链的畅通。
新冠疫情在对我国经济造成冲击的同时，也孕育着新的生机。部分新兴企业会借势蓬勃发展，我国的产业结构转型也可能会因此而提速。相信只要疫情在第一季度被有效控制，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发展态势不会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枢纽地位也不会被撼动。
